笔者在多地相关调研发现，医保经办、医生、患者等各方群体都热切盼望出台基本医疗保险法。

这样的话，人类几百年来建立的政治民主、民主的基本价值都会在技术面前丢失宪法的生命力，其实主要在于它的司法化运作过程。

冷战格局也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国际均衡体系，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形态，而世界体系的阵营划分，北约与华约组织的出现，欧洲共同体、不结盟运动的发展，以及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，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法律范式。正是通过教会法的系统性理性化，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性权力干预。其中以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共和国为典型代表。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发展，借助于对宪法概念、宪法规则、宪法原则与宪法权利体系的不断精细化论证过程，宪法学说理论与司法审查实践已建立起丰富的历史成果，在宪法与政治之间，已经再一次树立起森严的闸门。革命与法治在主权国家层面得以调和，通过民族国家严格界分内-外法律的形式，通过民主立宪—民族国家的基础制度建设，威斯特伐利亚的国家理性目标得以实现。

而从根本来看，面对世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，也只有通过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悖论关系进行转化、转移和展开的超国家宪法机制，才能为高度复杂化、决策和风险都在倍增、系统功能高度分化，并不断逸出民族国家控制范围的全球社会，提供真正具有适应能力与回应能力的机制。但其依然面临两大新的挑战：其一，这种革命与法治、正义与和平的宪法解决方案，实际建立在国内与国际法律的二元张力基础上，从而形成了一个国际性宪政法治的张力结构。但是，在近代社会到来之后，欧洲领土国家开始把它的首要任务界定为：要在它的领土范围内把现行有效的各种法律，以及诸多分散的裁判机构，加以司法上的统一化，以此来推动政治主权的集合。

从根本上来说，这也得益于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起来，政治与法律悖论关系的逐渐转化与渐次解开。而当代宪法机制，最终证明：只有它才具备跨越国内与国际的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的能力，当然，这也悖论性地体现为：只有通过对近代国家宪法模式的扬弃，赋予古典宪法模式以超国家的运行形态，才能最终将宪法机制的内在潜力全部激发出来。由此，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思想史命题：为什么17世纪之后的西方思想家开始试图将政治与法律结合在一起谈论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在每一位近代西方思想家处理抵抗权的问题时都面临过。全球法律体系在冷战时代进入到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第二个阶段。

在这一历史阶段，宪法演进也主要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管治疆域之内。实际上，在16世纪时期，在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建立之前，西方还并未产生一个公法概念，没有产生一个统一性的、能够反映当时正在进行的领土权力统一化的国家主权的法概念，而只有诸如支配权、治权、裁判权这些概念。

通过宪法机制的安排，既可以实现政治与法律的结构耦合，克服法律与政治单独运作的内在难题（并且，又是再次建立在对法律与政治系统运作严格区分的架构基础之上）。由此，国家实际也就被等同于宪法本身，被等同于统一的基础规范。只有通过具体的司法审查，通过个案推进的宪法学理总结，通过宪法概念、规则与原则的体系化展开，通过宪法实践的学理化以及宪法判例的类型化与原则化，才能使宪法理性国家的目标得以趋近。而近代主权的产生，正是要在政治上对裁判权进行集中化的管控，并取消封建贵族、教会和庄园主的裁判权。

对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之前的西方世界来说，人们还无法将治权与最高法权分离开来，在那个时代，并不允许存在一个所谓法外空间的治权。霍布斯的新难题——主权与正义的冲突——其实也正是君主理性国家时代（包括革命理性国家时代）面临的基本难题。通过民主选举权的不断扩展，弥合民主动员与阶级冲突之间的裂缝。国家之间的正义/和平冲突，导致了世界性的非正义/和平的悲剧后果。

通过主权国家宪法化的形式，吸收法治与革命的张力，将革命因素吸纳到主权国家法治的制度化框架之中。而在进入到1848年的法治理性国家时期之后，民族概念的保守性与民主概念的激进性之间产生了历史分叉，沿着各国对革命与法治关系的不同认识，开始形成不同的政治决断，进而塑造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宪法道路。

通过人权观念、司法审查、民主机制的全球化，通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宪法性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全球化，通过全球法律的地方化和地方法律的全球化，民族国家法律的一枝独大时代走向终结。一、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（Westphalian Duo）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，奠定了近代法律以国家为基本空间单位的秩序架构。

经过从君主理性到革命理性，再到立宪理性的过渡，国家最终被驯服，在民族国家的主权空间内，实现了革命与法治的张力平衡。近代立宪国家的发展，既得益于民主革命的刺激，也同时以规范与约束人民革命的面孔出现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在新的法律全球化时期，国家概念已经开始变得有些滞后。以法律实证主义运动的形式，消弭君主主权意志与人民主权意志的冲突。一个时代对前一个时代的替代，是依次通过以革命驯服君主、以法治驯服革命的形式完成。由于国家是规范效力归属的终点，即国家被作为无法进一步推演出来的秩序。

国际正义矛盾的积累，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爆发。在中世纪时期，必须通过神法、自然法、人法这样的阶序结构来安排法律秩序，在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时期，则需要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空间范围内，通过例如法治/革命、自由/必然性这一系列的二元辩证法来推动法律体系的再生产。

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锻造的主权概念，则打破了这一点。君主理性对国家理性的占有，不再能够借助君权神授的论证得以延续。

19世纪之后，整个现代政治体系的运转，开始借助组织化的政党机制，经由政党组织所引导的议会立法，经由各级行政官僚组织的体系运转，来贯彻各种政策性目标。而现在，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各种目标，法律实际承担了一种矛盾性的功能：它一方面制造出冲突，同时也为解决这种冲突而进行运用。

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有效沟通全球政治与法律系统的宪法性框架，这是所有国家迈向后威斯特伐利亚的超国家法律演化的必由之路。在传统国家宪法的框架内，始终面临这样一种凯尔森式的基础宪法的追溯悖论。但无论是君主、革命抑或法治，在这三个历史时期，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即民族国家主权的建构与存续。所以，正义与和平的两难冲突，也即抵抗权的难题，自西方近代以来始终是棘手问题。

法治与革命呈现为敌对态势，一方国家阵营占有了法治，一方国家阵营则占据了革命。卢曼正确地指出，现代宪法这项伟大的人类发明，实际已为后威斯特伐利亚的超国家宪法体系的建立，至少解决了三个传统上的致命难题： 其一，现代宪法模式，已经能够成功实现它的自我再生产。

在这个历史时期，还产生了一个与民族同样重要且暧昧的概念：即民主。因为，通过宪法性机制，现代法律的效力就可以实际不必再建立于政治主权之上。

特别是，立宪主义进一步提高了法治吸纳革命的能力，革命动能被逐渐吸纳并不断内化，人民主权与人权的辩证法不断突破束缚，最终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疆域的超国家宪法模式的发育奠定了基础。从中世纪后期开始，由于宗教问题与道德问题频频被转化为法律问题，在法律领域展开其攻防，这更是加剧了这一悖论的暴露。

这为苏东剧变之后，世界法迅速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做好了历史准备。民族国家作为传统的政治与法律系统的结合体，其塑造和规范世界秩序的力量已大不如前。在进入宪法理性国家阶段后，主权机制的功能意义，实际更多是在国与国的外部关系上得以保留。三、超国家宪法的演进：政治和法律悖论关系的转化与解开 从西方近代早期开始，就逐渐确立了一项传统：通过国家，将政治和法律结合为一体性的存在。

民族、民主、立宪这三个现代的核心政治-法律变量，为分离并连接现代国家的政治与法律之维，为隔离并衡平现代国家的革命与法治之维，提供了三种基本的解决方案，这三种现代的政治动员方案，既可能被单独使用，也可能以不同方式对这三种方案进行不同组合，以趋向现代国家的立宪国家目标。也正是通过法律实证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双向进程，现代的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给人造成了一种完全等同化的假象，而宪法似乎就只是作为嫁接这一法律和政治机制的中介性桥梁。

从苏亚雷斯、霍布斯与普芬道夫开始，这种观点其实就已体现在当时的自然法理论中。现代宪法机制的发展，已然不是一个对政治系统不断做出点对点回应和解释的过程。

其中以美国宪法为成功典型。现代宪法内含的自我革命性机制，通过立宪体系的世界化进程，加速以自我运转与自我演化的方式推进，并不断以超国家法的形态得以呈现。